当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，名校研究生退学，听起来就像是一次掉队。
据统计，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388万人，计划招生总人数为87.22万人，这意味着有将近300万人落榜。
而在中国高校在校大学生（包括本科硕博）中，每年约有50万人退学，在校生主动退学率接近3%。
在研究生群体中，未按期毕业者占比高达四分之一。
近年来，尽管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，进入研究生体系的门槛相对降低，但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心理压力并未随之减轻。
相反，在学术要求、就业焦虑与个体期待的多重夹击下，不少顶着名校光环的研究生陷入持续的内耗与倦怠之中。
他们曾是被家人和老师寄予厚望的“尖子生”，如今却在课题中止、实验半途、论文未完的情况下选择离开。
他们为什么选择放弃？我们找到几位退学的研究生，想要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与思考。
他们说，退学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积攒许久的委屈、恐慌与压抑突然找到出口。
他们试图自救：有人去滑轮、画画、当主播、做电商、讲脱口秀，还有人搬去大理，在风大的海边告诉妈妈：“开滴滴也很开心”。
这意味着，他们愿意承认——
曾经坚定选择的道路，如今已不再适合自己，于某个岔路口停下脚步，坦然面对内心的声音：
也许这一切，不值得我继续下去。
找导师签退学单那天，席萱尽量把自己缩进实验室的角落，生怕撞上任何人的目光。
她低着头，文件夹捏在手里，汗出了一层。
“像只老鼠一样，”她回忆，“我干的是一件这么大逆不道的事。”
导师办公室的门虚掩着。她不敢直接敲门，只在门口踟蹰。
这位导师是出了名的脾气大，一言不合就拍桌子骂人。
大家背后称他是“院里的牌面”，一边调侃，一边敬而远之。
电影《不求上进的玉子》剧照
她把退学表夹在文件夹里，站在办公桌前，把文件小心地推了过去。
“老师，我准备……我想退学了，请您帮我填一下这个表。”她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稳，不要颤抖。
空气凝固了一瞬。导师抬头看她，只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想退学了呢？”
席萱舌头有些打结，机械地照着准备好的内容往下讲。
她说自己做实验提不起劲，拖延严重，连心理咨询都试过了，还是无解。
她努力维持语速平稳，甚至说到读书是父亲的期待，自己其实从没真正喜欢这个方向。
话说到这里，她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。
全程，她只说自己哪里不行，绝口不提导师和实验室的半句不是。
她不能激怒他。
一次机会，不能出错。
最后，导师签了字。
席萱夹起那张表，从门口走出去，像刚从密闭的深水中浮出水面，喘了一大口气。
退学，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那张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背后，是年复一年的努力与代价。
能走到这一步，本身就是一道筛选。
为了进入课题组，席萱曾拒绝一所C9高校的保研机会，转身投入考研。
她认准了那位导师，相信这个实验室能带来更好的科研机会。
与席萱一样，Eva的“研究生入场券”同样来之不易。
她大一选了十五门课，清晨五点起床，八点准时进教室；白天排满课程，晚上要“肝作业”、准备各种比赛，常常一坐就是深夜。
有时一周连轴转，几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一睁眼就在教室。
这样的自律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大学生活。
同样决定退学的工科生周望是二战考研生，两次都坚持考的原专业电气工程，二战落榜后被调剂到了新能源汽车方向。
他们曾一度把“研究生”视为通向理想人生的必经之路。
席萱幻想自己一路科研升阶，最后成为高校导师，家人都为她感到骄傲。
周望虽然是跨专业起步，但一边自学补课一边完成任务，从未松懈。
他们都在那个起点上，真诚又用力地想把命运向前推一把。
因此，退学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。
从第一次冒出“退学”的念头，到真的走到这一步，大多数人都挣扎了好几个月。
农学专业的庞程那会儿已经情绪崩得厉害。
半个月里，她几乎每天失眠到凌晨三四点，醒来还得去实验田干活。
有天凌晨四点才上床，两个小时后她又站在田地里，身体没来得及暖和，脑袋眩晕得快站不住。
可当她向父母倾诉自己的崩溃时，换来的却是：“你再坚持一下。”
庞程早上在地里干活
周望第一次跟家里提退学，是在研一的十月份。
他在电话那端犹豫半天，家人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——
毕竟考研二战成功、调剂上岸实属不易，怎么可能说退就退？
席萱则背负着更深的内疚。她频繁回家或跑到大理，借口说是散心，实则是在逃避。
她注意到，家人们对她读研这件事赋予了过度的象征意义：
“我不用带礼物，也不用做出成绩，只因为我是研究生，他们就对我另眼相看。
如果我退学，他们就不会以我为傲，而是以我为耻了。”
研究生阶段与本科的最大不同，在于重心从“学习”转向“研究”。
不再是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写作业，而是要围绕一个课题开展系统性的科研工作。
这种转换，对很多人来说并不自然。
几乎所有“卡壳”的开端，都是从科研压力开始的。
周望选导师时做了很多功课。
他本科是电气工程，担心跨专业吃力，就挑了一个仍和电气有交集的研究方向，希望能借助过往积累，减少起步难度。
但他很快发现，这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预设。
在第一次和导师交流研究计划时，他提出了一个基于本科背景构思的选题，没想到导师当场否决，理由是“组里已经有人在做”。
紧接着，导师给他指派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——这对周望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。
他试探着问，能否让高年级的同学带一带，导师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没有人能带。”
换句话说，一切都得靠他自己摸索。
自那之后，每周一对一的组会成了他最紧张的时刻，导师像一个只等结果的“项目老板”，永远只抛出一句：“做得怎么样了？”
而他没有资源、对研究主题又毫无经验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Eva则是在别的地方撞了墙。她一路高考保送、名校加持，留学、创业也都尝试过，履历上满是光鲜。
研究生阶段，她选择了金融方向，但并非出于兴趣，而是顺应家人“这么好的成绩不能浪费”的期待。
起初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开始学习投资、银行等课程，却很快感到吃力。
真正走入实习岗位后，这种不适感更为明显。
她逐渐意识到，自己对金融的理解并不扎实，对行业节奏和逻辑也很难共情。
“我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条路。”她开始怀疑。
但现实也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喘息的空间。
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的报告，金融行业的“黄金时代”正在远去。
投简历的人数同比增长近46%，而校招职位却大幅缩减，岗位供需比飙升至5:1。
Eva不禁思考：即使咬牙坚持毕业，又能怎样？
那些她曾憧憬的西装笔挺、言辞利落的金融人形象，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泡影。
Eva在做金融实习时在茶水间拍下的照片
在科研之外，还有更隐性的挑战：
实验室，也是人际冲突与权力结构的角力场。
大四那年，庞程保研后提前进入实验室熟悉，一开始的热情很快被浇灭：没有人欢迎她，也没人介绍她是谁。
导师只递给她一张排班表，上面写着待完成的“活儿”。
她只能跟着一个同级同学含糊学习，剩下的任务都是靠自己摸索。
彼时，课题组正执行一个大项目，由三位博士主理。
庞程被安排参与棉花纤维处理实验，按照轮班表每两天出一次工。
暑假，她被默认要跟着师姐下地干杂活——浇水、施肥、自交杂交，顶着烈日，忙活到夜幕降临，毕业假期也不翼而飞。
过程中，庞程慢慢领悟了这个体系的真实法则：
“没有谁来教你，没有谁来扶你，大家都只是资源分配中的可替代劳动者。”
老师是发号施令的“老板”，学生则成了随便使唤的“工具人”。
她苦笑着说：“我比较好说话，所以大家都把活分到我这里。”
在庞程的研究生生活中，最令她深陷困扰的，是一位外表和气、实则处处耍心眼的师兄。
这位师兄刚到实验室不久便让她帮忙做实验，名义上是“带一带新人”，实际上是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全数转交出去。
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，师兄从未亲自做过一次实验，却始终在群里的排班表上挂着自己的名字。
“他明明什么都不做，却装得比谁都积极。”庞程说。
一次实验中，庞程终于崩溃了。
她扔下手里的工作，冲出房间，站在走廊尽头拨通妈妈电话。
电话一接通，情绪已先一步溃堤：“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”
庞程在地里干到晚上7点拍下的照片
不久之后，又一件小事把她压得喘不过气。
那段时间母亲从老家赶来看她，她提前跟一位师姐商量换班，对方答应了，还把新排班表发到了群里。
她照表上了岗，却在几天后得知，自己的名字依旧出现在原来的时间段。
师姐解释：“有人反映你干得太少，又补了一次。”
后来才知道，那位师兄私下说她偷懒，建议大家多安排些工作给她。
庞程去找师姐，师姐让她找老师，她硬着头皮跟老师解释自己已经完成了工作，可老师根本不听。
只冷冷地说：“排都排你了，你就再去一次。”
语气里甚至有些不耐烦，“下次会少排。”
那一刻，她忍无可忍，声音哽咽：
“我妈来了，我都还没见她一面，我真的已经做过了，而且平时活儿也最多。”
导师脸一沉，说道：“我们课题组就这样，适应不了就走人。”
即便在痛苦而挣扎的研究生生活中，他们早已对光鲜的科研履历、鼎鼎大名的导师和看似体面的学术环境完成了某种“祛魅”，却依然无法下定决心离开。
直到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出现。
对庞程来说，那根“稻草”是一个国庆节的电话。
当时她刚刚申请调到新的导师组，相比之前组内的压抑感，这里让她稍微松了口气。
10月2日，她和一位高中同学回老家聚会，随手发了条朋友圈，记录下久违的家乡夜色。
结果，这条看似平常的动态引来新导师的质问：“怎么一声不吭就回家了？”
庞程懵了。她觉得国庆回老家很正常，但导师却认为她“不敬业”。
庞程心里说不出的委屈和不甘，那一刻她动了真念头：
我要找工作，不想再上学了。
庞程离开武汉时拍下的照片
周望向辅导员表达退学意图后，导师暂时将汇报频率从每周调整为每月。
起初，他以为获得了喘息空间，可汇报次数虽少了，每次电话仍旧是那句：“做完了吗？”
他听着那句问话，常常觉得荒唐——
在没有任何支撑、缺乏方向的前提下，又要怎么凭空交出成果？
在对退学犹豫不决的时间里，席萱常常失眠。
她觉得实验室像一个小人国，所有人都专注于用精密仪器观察微小的结构，沉浸在对细节的掌控感中。
但正因为“看得太小”，这个系统常常忽略了更广阔的维度，比如人类的感受与情绪，每个人都不敢表达疲惫、不满或者反抗。
一旦有人尝试表达这些不那么“理性”的内容，反而会被视作软弱、可笑。
为了逃离压抑的环境，每天傍晚六点，席萱都迫不及待地冲出实验室，在小区广场与孩子们一起玩轮滑。
他们的欢声笑语是她一日中最真实的慰藉。
他们开始尝试从说服自己开始，再一步步去说服身边的人——
让“退学”成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决定。
庞程和妈妈进行了一场严肃对谈。
她坦承，这些年她一直在按别人的剧本生活，从未探索过自己的方向。
研究生生活不仅没带来成长，反而像抽走了原本属于她的那股活力和真实感。
妈妈静静听完，过了很久，她终于点头，接受庞程的选择。
席萱的妈妈陪她去大理散心。在回民宿的出租车上，席萱试探着开了口。
她说，其实像司机这样的工作，也能给别人带来真实的价值，也可以开心，“你看，开滴滴也挺不错的。”
妈妈没有反驳。席萱顺势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：“所以，我准备退学了。”
妈妈轻轻劝了句：“还是读完再走吧。”
但席萱没有退让，这一次她坚定地说：“可这是我的人生。”
车厢内刹那静默。
妈妈终于说了一句：“那你和你爸先别说，我来帮你。”
那一刻，席萱知道，母亲已然站在她这边。
席萱拍下的大理美景
那天她们来到洱海边，大风拂面，气温微凉，却让母女俩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
湖面泛起涟漪，远山静谧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，这是属于她们的平静时光。
像从某种长期的压迫中挣脱出来，退学给他们带来的是难以言喻的轻松感。
但很快的，这份轻松就被另一种情绪取代——茫然。
席萱把这种感觉形容为“非痛苦的失重”：就像被猛地从地面拽起，漂浮在空中。
她像个犯下“大坏事”的人，等待着未知的审判。
离开实验室，意味着人生真正由她掌握，她一边默念“别怀念过去”，一边告诉自己不要恐惧。
在决定退学之后，每一次来自他人的理解与支持，都变得格外珍贵。
他们曾长时间陷于否定与自我怀疑之中，因此任何正向反馈，也能成为支撑他们往前走的力量。
庞程去找研究生辅导员签退学手续时，其实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以为会遭到劝阻。
但让她意外的是，对方并没有试图挽留，反而平静地说：
“你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清楚自己想做什么，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。”
那一刻，庞程热泪盈眶。
退学后庞程朋友给她写的字条
庞程投了上百份简历，最后选择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做管培生。
面试时，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问到她的退学经历，她选择如实作答。
有的人听了之后表示不理解，问她为什么不把读研坚持下来；有人断定她会后悔；也有面试官只是点头说知道了。
周望一开始也想过是否要隐瞒，但后来他觉得真诚更重要。
“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觉得你有勇气，也有人觉得你是逃避，但最终要选的是那个能和你价值观相合的人”。
Eva她曾是那种典型的“做题家”，从河南小镇一路答题出线，考入国内顶尖高校。
如今，她才渐渐意识到，人生不是一场持续的选择题考试，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
退学后，起初她按照惯性继续“答题”——实习、面试、进入光鲜的金融机构和大厂，见识了职场最前线。
可那些原本被视作人生“满分答案”的经历，并没带来预想中的成就感。
现在，她尝试做一名主播，对她来说，“既然退学了，就要改变得彻底一点”。
Eva工作时的个人形象
席萱退学后搬去了大理，在古城上脱口秀开放麦，每周都上台讲段子，也做起了自媒体。
舞台下的观众来来去去，有时会有人在她的社交平台留言，问她怎么舍得在研三退学——
“就差一点点，不拿个学位太可惜了。”
面对这些质疑，她曾试着解释，后来干脆换了一种方式来形容那场退学——
“就像一场离婚”。
如果说结婚是为了幸福，那么离婚也是。
“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接受‘升学’这个决定，仿佛它天经地义，却羞于承认‘退学’也可能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。”
在席萱看来，那些让人崩溃的实验室、沉默的导师、无法呼吸的节奏，是一种不适合她的“婚姻关系”，而她只是从一段不适合的关系中走出来。
“退学是我重新选择生活的起点，是我为自己争取的第一份自由。”她说。
席萱拍下的大理美景
文中受访者为化名，配图均来自受访者。
作者 | 旺仔、三金，来源：十点人物志（ID：sdrenwu）。
主播 | 云湾，暖心宝哥，每晚用声音伴你入眠。
图片 | 视觉中国，网络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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